在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紀念館舉行的《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——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》主題展覽上，有一張不大的地圖，泛黃的紙頁上標注著粵港兩地交通聯(lián)絡情況，這是港九獨立大隊情報交通干事蔡仲敏手繪的港九簡圖。地圖下方靜臥著一支磨損的鋼筆，蔡仲敏曾用它書寫密信、速記敵情。二者相依，定格了香港波瀾壯闊、艱苦卓絕的抗戰(zhàn)歲月。

　　1941年12月8日，珍珠港遇襲當天，日軍從深圳進攻香港。18天戰(zhàn)火焚城后，前港督楊慕琦25日向日軍簽下投降書，香港3年零8個月的苦難歲月就此開啟。

　　苦難中的一絲光亮，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，簡稱港九大隊。

　　12月9日，是日軍攻入香港的第二天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便派出精干的武裝部隊進入香港抗日，隊員分三路直插新界，秘密作戰(zhàn)。這便是港九大隊的前身。

　　隔年2月3日，港九獨立大隊在西貢雞公山宣告成立，成員逾千人，大多數(shù)為香港新界原居民，隸屬于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。1943年12月2日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正式成立，港九獨立大隊成為東江縱隊的支隊。

　　日軍占領港九地區(qū)后，封鎖水陸交通，大肆抓捕抗日人士。數(shù)百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滯留香港，處境極為危險。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、廖承志、潘漢年等，要求多方設法保護并幫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離港九，將他們轉移到東江抗日游擊區(qū)等地。

　　營救任務艱巨非常，游擊隊要將幾百名男女老少，從港島秘密渡海送往九龍，穿過新界，經(jīng)澳門、深圳、惠州等地送到我軍抗日大后方。十二條營救路線水陸并進，每一條都要迂回穿過日軍的嚴密封鎖，每一條都是港九大隊用生命殺出的生死通道。

　　1942年元旦后，港九大隊隊長黃冠芳、副隊長劉黑仔和江水等率領游擊隊員，將受困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一護送至安全區(qū)域。以最早一批為例，茅盾、鄒韜奮、戈寶權等數(shù)十人打扮成難民，游擊隊護送他們經(jīng)青山道過九華徑到荃灣，攀登大帽山抵達元朗的十八鄉(xiāng)，通過日軍封鎖線，從落馬洲渡過深圳河，最后到達寶安陽臺山根據(jù)地。同時，少數(shù)人士從九龍西貢村乘船到寶安的大小梅沙，再轉到坪山根據(jù)地。這些地名在蔡仲敏繪制的簡圖中可見一斑。

　　經(jīng)數(shù)月努力，80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從港九地區(qū)抵達游擊根據(jù)地，其中知名人士有何香凝、柳亞子、鄒韜奮、茅盾、夏衍、沈志遠、張友漁、胡繩、范長江、梁漱溟、黎澍等。游擊隊亦營救了少數(shù)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家屬。這些人士無一傷亡，創(chuàng)造了“省港秘密大營救”的奇跡。

　　在東江縱隊領導下，港九大隊還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軍協(xié)同對日軍作戰(zhàn)。1944年2月11日，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克爾中尉駕機轟炸香港啟德機場時被擊落，跳傘至觀音山。14歲的交通員李石與女民兵邱葵發(fā)現(xiàn)其縫在飛行服上的血符——“美國空軍，來華助戰(zhàn)”，以及寫有求助信息的筆記本。確認其盟軍戰(zhàn)友身份后，二人趁夜色將受傷的克爾藏在山洞中。往后十余天，港九大隊一邊應對日軍上千兵力的搜捕，一邊接力掩護轉移克爾，成功將其護送至東江縱隊司令部。

　　這一壯舉迅速傳遍盟軍陣營。在華美軍總部頂住國民黨政府壓力，與東江縱隊建立直接合作，縱隊隨即成立特別情報部，其中就有蔡仲敏。當司令部緊急要求5天內提供啟德機場詳圖時，他整合碼頭工人情報及機場工程師繪制草圖等重新繪制，提前送司令部，給美十四航空隊明確目標；數(shù)月后，他又及時捕捉到20余艘敗退日艦集結香港的情報，引導盟軍實施精準打擊。這些精細圖紙，蔡仲敏往往僅靠半截鋼板、一瓶墨油、幾小條蠟紙，在草堆里或草棚中繪制。

　　如今，港九簡圖上縱橫交錯的墨線已化為香港的繁華樓宇，而這張曾握在游擊隊員手中的草紙，在展柜里保存著歷史的溫度——它銘記的不僅是烽火小徑，更是中華民族在艱難時刻，以智慧與勇氣鑿穿黑夜的微光。